科技新时代2023年7期

环境规制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张启良

大连工业大学  116034     

摘要：本文首先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环境规制理论等，系统梳理了环境规制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的已有研究情况。其次，从理论模型和逻辑机理两个角度详细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00-2020年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数据，采用EBM-DEA模型测度了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了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通过投入产出冗余情况分析了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节能减排改进方向。接下来，本文采用空间SDM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及其它影响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此外，本文还构建了空间SDM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三种路径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间接影响。

关键词：环境规制，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

（1）理论与实证分析结合

本文在生产技术效率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已有研究，建立了实证模型，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实证分析结果形成相关研究结论，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充分结合。

（2）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

在本文中，定性地分析了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现状，总结了中国空气污染的特征和趋势，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各省实际统计数据，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2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

本文基于2000-2020年辽宁省海洋产业的面板数据，将各投入产出指标的数据代入到MaxDEA5.0软件，分别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EBM模型及不含非期望产出的BCC-VRS模型，测度了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样本期间辽宁省海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测度。

2000-2020年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平均环境规制水平测算结果

年份 ER1 ER2

2000 0.412  0.278

2001 0.292  0.278

2002 0.297  0.300

2003 0.297  0.293

2004 0.317  0.294

2005 0.313  0.286

2006 0.350  0.281

2007 0.352  0.247

2008 0.309  0.289

2009 0.378  0.268

2010 0.356  0.246

2011 0.307  0.268

2012 0.296  0.284

2013 0.387  0.287

2014 0.281  0.086

2015 0.374  0.078

2016 0.296  0.082

2017 0.288  0.075

2018 0.295  0.073

2019 0.313  0.071

2020 0.380  0.070

平均 0.328  0.211

上表反映了2000-2020年辽宁省海洋产业平均环境规制水平趋势，由表可见，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相比，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波动较大，由2000年的0.459下降到2001年的0.337，0.337为2000-2020年间规制水平最低值，之后逐渐波动上升，直至2020年的0.431。而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则波动较小，由2000年的0.257增加到2020年的0.291，最低值为2007年的0.245，最高值为2015年的0.300 。

3环境规制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结果分析

将正式环境规制ER1和非正式环境规制ER2同时加入模型中进行分析，ER1和ER2的回归系数均是显著为负，而空间滞后项系数则均不显著，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不显著，这些结果与上文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分别回归得到的结果相一致，控制变量结果也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都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作用。通过本章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2000-2020年间的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全局Moran's I 指数全部都大于0，平均为0.211，并且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充分说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表现出了极强的正相关性特征，存在明显的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空间正相关现象。根据局部Moran散点图可以看出，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主要存在两个正向空间集聚，分别是处于第一象限的高-高集聚状态和处于第三象限的低-低集聚状态，这说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比较高的产业，其相关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也比较高；而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比较低的产业，其相关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也比较低。

（2）整体来看，2000-2020年期间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值分别为0.391和0.276，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3）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果无法完全覆盖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

（4）经济发展水平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说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经济实力提升有利于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高。能源消费结构比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作用，与预期一致，包括煤炭在内的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的提高会增加环境污染，导致环境绩效下降，因此会抑制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财政支出水平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作用，说明虽然财政支出占比提高但抑制了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作用，说明金融业的发展会抑制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主要由于贷款的增加会缓解企业与消费者的资金压力，从而促进企业生产和消费者消费，造成生产企业污染加剧，影响环境绩效。研发经费投入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不存在影响作用。

4结论

（1）2000-2020年间的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全局Moran's I 指数全部都大于0，平均为0.211，说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表现出了极强的正相关性特征。根据局部Moran散点图可以看出，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主要存在两个正向空间集聚，说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比较高的产业，其相关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也比较高；而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比较低的产业，其相关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也比较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果无法完全覆盖规制带来的遵规成本增加。环境规制对的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而对周边产业、地区产生正面影响。

（2）经济发展水平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说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经济实力提升有利于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高。能源消费结构、财政支出、金融发展水平、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作用。未发现研发经费投入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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